Wednesday, December 31, 2008

逃離政治與躲避崇高

潘永强

1917年,胡适自美回国之初,就在文章中反复表明远离政治,不做官的态度。他曾发愿:“二十年不谈政治”,只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築一个革新的基础。(见《我的歧路》)

可是不出叁年,胡适就守不住这个初衷。1920年他与友人不得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文首第一句话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胡适作为一个学人,想逃离政治尚且为难。倘若明明是一个政党,而且还是执政阵营的一员,却时时刻刻逃离政治,就更加令人骇异。

当一个政党选择逃离政治,拒绝思考的时候,并不代表那些令人厌恶的实际政治已经枯萎,反而说明了这些政党的自我放逐,自甘孤绝。

以下我将试图说明,为何马华公会发动“终身学习运动”,是逃离政治的举动,而本文的谈话,将分成两大部份。第一,是谈论马华公会“逃离政治的政治”,第二是认为马华公会“把没有目的当作目的”。

逃离政治的政治
过去在林良实时代,马华公会予人的感觉,就已经是政治上自我放逐,活在马来西亚政治以外。经过叁年的惨烈党争後,马华公会本应展现新的气象和面貌。然而新领导层上任一年有余,推出所谓“终身学习运动”,显示该党依然故我,格局已定。诸种现象说明,当今的马华公会政治,我将它称之为一种“逃离政治的政治”。

过去十余年来,马华公会其实没有太多值得一书的政绩,除了“将教育作政治生意”的拉曼学院/大学计划以外,马华当局只能抬出它的民生服务、选区服务来作号召。可是这样一来,反而坐实了马华公会逃离政治的形象,因为当马华各级议员竟然忘情投入在基层民生服务时,则意味著这个政党已经逐渐丧失现代政党的功能,而把政治工作“社工化”,将本来需要问政与思考的议员,扭曲为社会工作者。

须知政治与社工是不同範畴的工作,政治是公民参与公共领域内政治过程的行为,而社会工作者只不过是在现行体制下,承担一些服务性和修补性的工作。如今,马华公会令民意代表远离政治,变身扮演“地方员外”和“街坊福利会总幹事”的角色,对培养和提拔党内有思考力的政治人材、理论人材并无助益。况且,“社工型议员”并非单纯服务,而是有庞大的利益和私慾动机。换言之,马华公会社工化之後,仍然远不如某些宗教团体、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那麽值得尊敬。

诚如理大政治学者Francis Loh 所言,国阵的华裔和印裔领导人 日益置身于国 家(甚至国际)课题的辩论之外。

不只如此,马华公会也逃避公开讨论国阵的回教化政策,或采不介入的态度。它只会批评回教党的回教国,却不见得用同样态度批评巫统的回教化政策。为此,陈利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得不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当回教化席捲马来西亚时,马华公会在哪里?”(见《民间评论》第四辑)

诚如论者所言,新经济政策下的叁十年,政府的大政策己定,马华公会无能为力,只好倒退扮演好它的“执政党”角色,即在行政和官僚体制内从事日常操作;例如地方上的官僚协调、华小食堂招标权的纠正、义山追税的跟进等等──原因则是所谓的“行政偏差”。马华虽在政府内,但不在政治内、也不在政策内,整体沦为一部行政修补机器。

事实上,除了备受外人的批评,即使是前马华公会总会长李叁春,也不见得认同这种作风。四年前李叁春接受《亚洲周刊》访问,就清楚表露他对马华政治路线的不以为然。他认为:“马华现在好像没有给大马华人一个发展的方向,只重视日常的管理。”(见该刊2000年9月4日-9月10日)所谓日常的管理,就是琐 碎、零 散、枝 节的民生与党务工作,却与“政治”渐行渐远。

事缘在“政治”(politics)的深刻与複杂的涵意中,实包含了叁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攸关政治制度和体制建构的polity(政体)、二是决策过程和资源分配的policy(政策)、其叁才是致力於政治鬥争和权力攫夺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客观而言,在九十年代以前,马华公会并未似今日这样远离政治、远离主流。早期马华总会长的社会形象,也比今日高大重要得多。先不说建国初期的陈祯禄爵士,德高望重,还颇受林连玉敬重;在陈修信时期,马华总会长依然是国之重臣,举足轻重。即使到了李叁春,马华总会长也似模似样,深具政治思考和爆发力。

例如,1982年李叁春为了证明马华不靠马来选票也能中选,大胆前去芙蓉竞选,希望在马哈迪面前提升马华地位。即使是最初几年的林良实,在1980年代末巫统分裂时,也一度请长假六周,为华社权益向巫统表达不满(1988年10月)。只是不知何故,後来传出宝敦金融丑闻,林良实和马华就从此硬不起来了。往事如烟,继起的总会长,总给人一蟹不如一蟹之感。

1990年大选,决定了往後马华公会逃离政治的结局,当年马华在华人选民居多的槟州全军覆没,国阵在惊涛骇浪中保住槟州政权。选後马哈迪解除了拉沙里的威胁,重塑执政议程,此时马华正值颓势,就不再被视为一股可敬畏的力量。

九十年代起马哈迪要重新争取华人支持,但已经不再信任马华公会,反而一切由自己主动出击,直接享受讚美。他首先是解去政治化,诸如小开放、先进国宏愿、批準堂联成立、乃至高等教育私营化,整个过程充满马哈迪思维的痕迹,马华只是附庸的政策执行者。

从此,马华公会的角色日渐被取代,其政治生态也被迫循入一种“逃离政治的政治”。结果马华公会已经不必再思考政治,反而各级党领袖只是停留在“搞政治”的层次。

由於马华公会逐渐偏离主流且无力重返政治重心,但是它又不能在华人社会中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因此选择了既不会触怒巫统,又能去政治化的社会民生工程,并借此重建马华公会的政治合法性。正如有人指出,马华公会是在政治上“交不到货”,才想在类似社团的活动中偷渡过关。

因此,在巫统默许下大事张扬发展拉曼学院,到1993年,林良实更宣佈浮罗交怡教育计划,後来还有华社思想兴革运动、反跑马机、反摇头丸,甚至包括丘比得媒人配对,以及不知所云的“菜篮运动”。这些泛社会性活动,有的是闹剧,有的并无太多成效,惟共同之处是:无一与政治、政策、制度有直接关係。

把没有目的当作目的
马华公会逃离政治後,表面上忙得不亦乐乎,但无法掩饰这个政党苍白孤独的心灵,以及内在精神的懦弱与浅薄。它开始无法分辨“政治”的本质与执政的意义,反而对“政治”的理解,只剩下如何以权谋、虚伪与矫饰的方式来争权夺利而已。党争的表现正好说明一切,在叁年的派系缠鬥中竟然毫无理念与政见之争。基於种种务虚的举动,一个瀰漫虚无心态的马华公会已经形成。

如今逃离政治的马华公会,早已丧失对政体和政策的介入能力,甚至对现实主流政治的权力分配也无能为力,结果“政治”於它而言,只是进行日常的行政或官僚操作、争夺小利私慾,或是在媒体镜头面前惺惺做态而已。在这里,马华的政治运作就退缩至“管理”的行为;试想当政治学变为管理学之後,境界落差何等巨大。

更甚的是,一旦政党逃离了政治,它还会唆使其他人,作政治上的盲从主义与集体叛离,随之造成侵害民间社会、驱逐公民政治、排斥族群参与的现象。马华公会自己不愿思考,也打压别人在思考。近日行动党的曹观友先生质疑华总的伪善和逃避,就是击中要害的有力批判。

换言之,马华公会不只自已逃离政治,不愿思考,它也尽可能带领或影响华人社会逃离政治,同时鼓吹保守落伍的价值意识,令整个华社变成自私、怕事、愚昧、懦弱和伪善的一群,几乎集体丧失政治思辨能力。

在这里,我得借用林毓生教授提及的一个名词,来形容近年来马华公会的许多行径,就是“把没有目的当作目的”(purposelessness for purpose)。马华公会很多的行为,都是不带长期目的性,由於格局与结构限制,它已经没有远大的理想,也没有提出政治见解与论述的意愿和能力,更绝无意愿从事任何有目的性的政治建设。在心理上,这样的政党也很缺乏自信,心虚又没有安全感,一旦被别人刺破假象,就会老羞成怒、暴跳如雷。

在林良实出任总会长的期间,该党可谓“把没有目的当作目的”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曾写过一段评论林良实的文字:“……他对许多重大国政议题选择了不发言、不介入的远离迴避,他使马华公会的政党功能退居为去政治化的社会动员组织。最後,他对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毫不在乎、漠不关心,更少见热情。林良实从未提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主张,严格说来是没有主义,也没有主意的人物……”

这种“没有目的”的政治行为,套用作家王蒙的说法,就是“躲避崇高”。当马华公会在政治意识面临向上突破的阻力後,它就沦入向下坠落的方向,而这一方向意味著马华公会在政治论述上的自暴自弃,以及政治行为上的不负责任,诸如收购媒体、打压言论,皆是例证。“与虚伪说教同行,以为从此就可以躲避一切崇高价值”。

把“没有目的当作目的”,导致马华公会许多言行,不过是一种愚弄社会的务虚姿态,并无真正实效,甚至无心追求实效,充其量只是一种渗透与动员的手法。我们甚至怀疑,马华诸公很可能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一些宣传和主张。诸如思想兴革、终身学习云云,试问有多少心清目明的马华党员,会天真地认为自己的党领袖真的奉行不渝?否则,何以一边大言不惭终身学习,一边不理会白小重开诉求?

自从马华逃离政治之後,这个政党就日益面临政党失灵(party failure)的窘 态。当 政党不能发挥有意义的政治功能之後,它首先就面对党员老化和流失的厄运,马华公会近期忧虑年轻党员的量与质问题,即是预兆。一旦继续失灵,人们对它的认知就只是一部官僚化的组织:党内不愿思考,只从事一成不变的事务。到最後,当这个政党面对越来越複杂和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时,它必无力回应,也不能与之对话。其结果就是,它与一般民众所关心的焦点,渐行渐远,距离扩大。

七十年代初《南洋商报》名主笔李星可,在评议新加坡一党独大政治时就说过,当政者除了要有“没有思想的群众摇旗呐喊”以外,也要接受不同意见的严厉批评。马华在今日的国阵权力结构下,处境是悲凉又无奈,但不能成为不应受批评的理由。

诚如德国前社民党资深领袖Erhard Eppler尝言:没有政治其实也是政治,只不 过 是错误的政治!如果它在当下体制内不能做事、不愿做事,又拒绝改革现状,我们只好建议由别人取代,换人做做看。

为何终身学习
最後,谈一点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并不是甚麽有新意的概念,许多进步国家在资源上和制度上都努力创造终身学习的环境。但是,今天在马来西亚,如果要谈终身学习,应该是为自己而学习,万万不能被马华公会牵著鼻子去学习。如今马华公会谈终身学习,我想先提出叁点看法:

一、马华公会有没有诚意,在公共政策上、国家预算上、资源分配上、制度机制上,创造全民学习的条件?例如普遍设立图书馆、学习中心、无线上网、宽频服务等等。

二、马华公会有没有决心承诺,不再干预媒体、打压媒体、控制媒体,包括放弃南 洋报业股权,重建媒体竞争制度?没有言论和资讯自由流通,何以侈言终身学习?

叁、马华公会领导层,有没有足够的谦卑和胸襟,听取不同的批评和建议?马华公会愿不愿自己先去学习,而不是急著指导别人怎样去学习?

黄家定曾经作出豪言:“只要他在任的一天,将致力让华裔族群在马来西亚国土上,拥有合理及值得骄傲的地位。”(《星洲日报》,2004年2月11日)对此我们寄以无限祝福和期待,不过请黄家定别忘记,他的任期还剩下七年多一点点。

Tuesday, December 30, 2008

马华公会何时重返政治?

潘永强

十月八日上午,吉隆坡布特拉轻快铁(Putra LRT)发生故障,百余人困在车厢内逃生无门达五十分钟之久,历尽惊慌。同一时段,马华公会一众人等,聚集在仙特拉(Sentral)交通总站,推介“终身学习运动”,并準备乘坐同一条轻快铁,在作秀列车上供媒体拍照。

两个场景相互对照,自然使人悲叹马华公会的务虚作风,以及不务实事的伪善心态。这个国家充满人性与制度的“故障”,偏偏马华只爱选择不闻不问。

务虚与伪善,正是当今马华政治和马华领导人的两大特色,而背後的原因和症结,则与马华公会的“逃离政治”有莫大关係。事实上,近年来马华公会已经不再活在马来西亚政治以内,相反的,它距离我国的主流政治越来越远,经常是站在马来西亚政治以外思考问题,以致不在状况中 。

诚如论者所言,国阵的华裔和印裔领导人日益置身于国家(甚至国际)课题的辩论之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马华公会又比印度国大党和民政党来得明显而严重。印度国大党至少还经常要求政府,为印裔社群实行类似新经济政策(NEP)的扶弱政策。民政党执政槟州,则在州内政策和行政上会有更务实思考,同时注重培养年轻新血。

另一方面,马华公会也逃避公开讨论国阵的回教化政策,或采不介入的态度,反而只热衷以粗陋/粗暴语言,批评回教党与行动党关係,个中表演的兴致浓过严谨的思考。

虽然现任的马华公会领导人,声称受过华文教育,但是,在巫统主导的权力格局中,何种教育源流已经不再重要。反而,黄家定正是林良实的忠实信徒,他沿袭後者 “路线”,既对大政方向同样毫无愿景和理念,又提不出一套说法,结果在马华整体逃离政治以後,只好继续用教育计划、结交华团来大而化之,偷渡过关。

不过,黄家定比林良实处境更加尴尬,他上任前後始终无法摆脱派系的恶鬥与纠缠,面对巫统权力交替的波涛汹湧,又表现不出应有的政治判断与驾驭能力,上任一年有余,对华人社会更没法提出任何承诺和主张,更遑论坚实有力的政治论述。

林良实时代,马华公会对政治的逃避,表现在连年的拉曼学院/大学计划。问题是,政党一旦选择了迴避政治,从此主流的权力核心就不会对它再加重视,更难得到召唤。因此,当前的马华领导层面对公共议题时,只得继续噤若寒蝉,或勉强在事後作技术的修补。从黄家定经营一年有余,最後也不过是推出一个“终身学习运动”,看来马华如今格局更为狭窄、视野著实浅显。

如果马华公会依然甘於逃离政治,它最终将只是一具庞然巨大的华人社团而己,不可能有效发挥现代政党应有的汇集民意、参与决策、政治动员的角色。若然,则马华公会吸收不到年轻的专业人士成为党员新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试问又有多少位有认识、有抱负的年青人愿意花时间加入一个老旧“华团”呢?事实上,如果 “终身学习运动”只是一系列的讲座会和补习班的话,那麽黄家定就越来越趋向把马华公会总会长当成是华总总会长来扮演。他把马华公会变小了。

因此,马华公会既然强调华社要终身学习,它本身也要以身作则,首要的是,马华诸公应学习如何重返政治、思考政治。政治不是开补习班和请客吃饭,也不是读几页《论语》如此简单。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凡隔离而自外於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仙。”事缘城邦公民最重要的德性就是参与政治事务,因政治的目的乃追求人类的善业和幸福;而现代的政治活动,则以参与政策的制定,以及对资源的竞夺与分配为重心。当马华公会一再逃离政治後,我们看不出它有可能成为神仙,惟肯定的是,最终必会沦为任人宰割的怪兽──虽然它被宰割之前会先宰割其他弱势者。

重返政治,是要马华公会对当下的政治变迁有更务实的思考和介入,要对国家和社会有更清醒和诚实的愿景与承诺,更要对族群权益和处境,有克服难题的担当和方案。

但是,习惯了远离政治的马华公会,近期有一种自我麻痹的说法,认为“时代不同了,不能搞偏激、对著幹、喊施压。”这不懂是那一门的政治论述,他们忘记了制度的不合理与民主进程的滞後,才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更忘记了政治的志业应该是建构健全的决策机制和沟通渠道。马华公会与政治的隔离,令我想起一本讨论中国政治治理的专书《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K. E. Brodsgaard和郑永年合编),书名恰好很吻合本文对马华公会的呼吁:把马华带回政治,让马华恢复思考。Bring the MCA Back in!

Monday, December 29, 2008

马华党争2.0吹响集结号

潘永强

只要出动叁数部针孔摄影机,偷窥后製成光碟满街派发,就以为不战而胜攻退政敌,这种低成本的政治鬥争手段,比起七年前要花费二亿叁千万元收购南洋报业,使人认识到马华公会政治又再升级换代,翻陈出新。全党诵读《弟子规》果然了得,就是仁义不离口,髒事不绝手。经第一回合交手战果如下:蔡细历受伤,黄家定丢脸。
当马华高层过完白色圣诞,立即发动元旦狙击,但阴谋推倒蔡细历之后,却令党内骤然佈满黄色恐怖。我把蔡氏下臺称为「倒蔡事件」,而不是所谓性爱、光碟风波,因为后者的说法不能準确把握事情本质,甚至有刻意模糊之处。究其事实,此事当然是一起打击政敌的偷窥阴谋,如果售卖和拥有光碟是刑事罪,那么幕后主导和唆使者,当然也有刑事罪责。政治分析应按照政治逻辑,而不是与文人、神父、两性专家之言混为一谈。

无力遏制政争
政治枭雄的特质,在重大考验时会自然显露出来。蔡细历经受重挫,反而令他加速吹响今年马华党选的集结号,队伍提早公开整编和归队。经过2000—2005的派系鬥争后,马华公会随即将进入新一轮党争,这里称为党争2.0时代。这是本世纪仅仅八年内,围绕在黄家定身上的第二场党争。

党争2.0,与之前长达五年的党争可能又何区别?为什么马华公会在历经一场激鬥未及叁年,又陷入另一波震盪?在上次党争结束后建立的制度规範,为何无力遏制政争持续发生?这连串问题,显然不是一则短文所能解答,但从既有的现象出发,仍可以探测党争2.0在起因、手法、体制等方面,既与此前战役有某种延续,又有所不同。
就起因而言,前一场党争是源自接班危机,新一场党争则出自权威危机。

当年由于林良实长期掌权,醜闻缠身,马华面临党内外的权力交替压力,但党内却对指定的接班人选缺乏共识。林良实属意其政治秘书黄家定,但未为中生代的同辈精英一致认同,甚至在A队元老中,如陈祖排、蔡锐明也对人选有歧见,故交班危机在五年内触发二阶段的政争。

黄家定掌权后,接班危机得到程序上合法认可,元老虽偶有放话,原不足惧也。但当下党争阴影,导因则是现任领导人权威未立,缺乏自信,再而政治上屡有盲动主义所致。黄家定政治条件不足,强争大位后底气明显不够,陈广才则早有跛脚之势,黄陈配若是兢兢业业,或可勉力支撑,如果盲动躁进出击,就超出他们可控範围。例如迫退地方政客、为黄家泉佈局、逆势操作倒蔡等等,盲动通吃之结果,即把原可限制的党内分歧扩大化。

就竞争形态而言,两场党争一序幕就有巨大差别。在双林之间,最初是先经过精英协商,破裂之后才公开动员。而黄蔡之间,一登场就率先打破政敌之间的「文明準则」,往后惨烈之状或可预见。林良实和林亚礼都是英文源流精英,故派系竞争仍注重规範和程序,角力之初只限于密室协商交换,最好能将竞争範围局限在高层圈子,它的竞争程度可以温和也可能激烈,但通常有节制地遵守一定的文明準则。

黄陈黄叁人,则深受我大中华健康文化薰陶,除繁殖假党员为马华历来政争惯例之外,他们还未脱小农封建的性格与心志,无视应有的竞争制度与程序,即把对手羞辱砍杀。看来倒蔡策略本想采取「蔡锐明加陈仪侨模式」,欲先撤除对手部长职位,令其失去行政资源,再冻结党籍,令其失去党选资格,无奈一招用老被人洞悉,故未能得逞。

再就制度面而论,前一回党争可归咎于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不够,在新一回党争,制度反成为乱源。本来在任期限制和官职轮任下,党内民主制度理应有了强化,为何仍旧衝突?

林良实任期过长权力过大,阻碍党内元老派和中生代的流动轮替,这是激化党争的制度肇因之一,因此,限制总会长任期,颇受党内外讚许。就常识来说,有制度比没制度好,限制任期比不限制好,但是就政治学角度而言,制度固然可以对人的行为施加约束,但它同样影响了人的策略和互动,被迫在制度框架下采取回应。新一回党争就衍生自党内强行制度化之后,产生的后挫力与反撲力。

难建威望政绩
我一定程度上同意何启斌先生的看法,限任叁届「套牢」总会长权力(《东方日报》名家版,2005年1月5日),但问题除了出在九年任期,也跟相关配套和政治生态有关。

一个不具任期限制的领导人,可以运用其权力的裁量权和主动权,产生服从和威胁能力,如马哈迪和叁美威鲁;但任期设有限制后,却令在任者有权力终结期的不安全感, 而其他竞争者则有取代的时间预期。有任期限制也令在任者无法按本身节奏和条件,建立威望和政绩。

就大马政治而言,因每四、五年才有一次大选,即便是巫统主席也要经过两至叁届大选(或党选),才能巩固地位。马哈迪1981年就任,要到1990年才算大权在握,如今的阿都拉则犹在奋战中。一个小小的马华总会长,在内阁中不掌管财经、外交、内政等关键部门,谈何容易有政绩,一转眼任期已近中后段,这是诱发党争的部份制度根源。

但最棘手是,总会长任期制还与各级官职任期掛钩,就恶化其反挫力度。规定部长任职十年,但会长与署理两人不受此限,这就加剧接班梯队的恶鬥。这种不看政绩一刀切的刚性任期制,令前两号人物缺乏安全感,而其他有实力者则要提早佈局,才能儘早卡位。像今年党选,竞争对手遇上跛脚陈广才如此弱势,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加上黄家定不图光荣退休,以在党史上留下一页,反私心安排黄家泉掌权延续政治生命,让任期制牵动的利益更难理顺。在这种制度挤压下,双方都得提早动手,故党争一触即发。

内阁制下的现代民主政党很少订立僵化的任期制,而是以民意声望和选举成败,决定在位与否。英国工党布莱尔和日本自民党安倍之提早下臺,与党魁任期无关,而是依党内外声望决定,台湾民进党更建立了选举失利后,党主席请辞的惯例。马华公会不思追求完善的民主制度配套,而多方订定複杂扭曲的条规,此为制度内卷化的现象,也适足以为党内外的「制度拜物教」论者省思。

马华党争2.0,会令这部华人政治的动力引擎在容量上升级,抑或功能减弱?新版本下的党争格局,会加强马华公会的竞争力,还是加速了被淘汰退场的厄运?前一场党争,华文报业体制被马华公会典当殆尽,未来政争激化后,华人社会还会有什么家当可以被出卖?以上问题,有者答案已可以预见,但有的则是犹未可知。